植物篇一
Plant Series No.1

BRITISH SCHOOL, 17TH CENTURY 大不列颠学院，17世纪

Charles II Presented with a Pineapple c.1675-80 查尔斯二世被赠予菠萝

Oil on canvas | 96.6 x 114.5 cm (support, canvas/panel/str external) | RCIN 406896 布面油画

1677年，荷兰黄金时代艺术家Hendrik Danckerts画下了这副96厘米高114厘米宽的油画。画中，大不列颠国王Charles II查尔斯二世身穿十六世纪70年代的时尚礼服，站在Oatlands宫殿规则式花园前的台阶右侧，皇家园艺师John Rose单膝跪在左侧，向国王献上他培育的英国本土出产的第一个菠萝。查尔斯二世的眼睛望向画外，仿佛在向世人们宣告，“你瞧，曾经稀有的外来战利品，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培育了。”菠萝，原产于南美洲，1493年哥伦布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中发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此后，菠萝传入欧洲，不仅是英国贵族们最喜爱的水果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了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画中的菠萝是否真的是第一个英国本土出产已经不重要了，毫无疑问，油画本身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息，即菠萝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可口的水果，这种稀有的异国植物从被当作礼物或战利品送往英国以及后来在英国本土出产，其本身已经附上了巨大的社会文化意义，成为一种符号。然而，查尔斯二世或是任何一个过去的统治者都绝不会预料到，在今天，很多外来植物都被贴上了“入侵者”的标签。1958年，英国生态学家Charles Elton最初使用了军国主义词汇 “invasion入侵”作为隐喻来形容外来植物和动物。他出版的《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动植物入侵生态学》奠定了入侵生态的学科基础。于是乎，外来植物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一文不值到过去的推崇受欢迎再到今天的抗拒和厌恶。人们对待外来植物的态度发生了两次转变，虽然结果不同，但在我看来，两次的改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基于人类当时有限的认知下所发生的，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太大本质的区别。无论是几个世纪前人们所推崇的社会价值，还是现如今更加强调的生态意义，我们仅仅根据主流的价值观做出选择罢了。

 
当简略地翻阅世界历史，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对于舶来品长久以来的欲望来自哪里了。这种欲望，从人类开始群居之后不同群落间发生冲突与交流，便已经产生，且时至今日依旧没有减弱。除了外来商品的贸易和交流，舶来品中也包含了大量动植物等从其原产地掠夺而来的自然资源。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欧洲大陆的罗马帝国常常从国外带回动物来驯养，用于竞技场娱乐活动或军事用途。在亚洲地区，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异国植物便是朝贡的重要物品之一。15至18世纪处于开拓新大陆时代的欧洲，这种活动变得更为常见。前往不同世界的探险者们会将新奇的动植物标本，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带回自己的国家，用于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而新奇的事物又再次激发人们对更大未知世界探索的兴趣。而回到当下，世界已然是一个地球村了。商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产品推向海外，而游客们则不断地将外来品从国外带回。

作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越来越多的事物、人和事件在世界各地不断地进口和出口，这其中植物也不例外。中国每年都会从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日本等植物新品种培育发达的国家进口大量的观赏植物，用于园艺温室展览、城市绿化建设或家庭消费，如荷兰的郁金香风信子、英国的月季、北美的海棠枫树、日本的松树盆景等等。而中国的植物专家、苗圃企业家，每年都会去国外采购各式的植物，带回来研究；国外的植物猎人也常常走进中国的大山，带走一些植物原种样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些植物和种子传播是无意识条件下发生的，而大量的则是由人类刻意选择和引进的，这些外来植物的出现也从侧面反应了不同时期人类特定的经济、文化、观赏或是生态等价值观。
 

在多数情况下，如果缺乏人为的管理，被转移的植物很难在新的环境中正常生长甚至难以存活。缺少合适的养料，加之错误的气候条件会使得外来植物在适应新环境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其生命的周期。然而在少数情况下，即使没有人为养料的输送，某些植物却能够茁壮生长，并且在新的栖息地快速扩张。这些植物通常缺少相对应的天敌，能够利用本地植物所无法利用的资源，并能促使“生态促进”现象的发生以改变环境使其更加利于新物种的生长。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新物种在新环境下反而获得了主导地位。当这一切发生时，新物种将会极大程度地破坏该地区的生态平衡，成为入侵物种。

 
造成原本栖息地的消失、导致栖息地的生态平衡、资源掠夺以至于大量本土物种消亡，甚至带来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安全问题，入侵植物是令人生畏的。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态实践中，环境保护学家、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环境管理者等都采取着默认的方式来应对“入侵”现象，即定期地清除非本土的“入侵”植物，尽可能地根除任何可能改变原有生态平衡的东西。这是一种所谓的“即使之后被证明无罪也有罪的”方法，大有“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意思。对待非本土植物，在主观上，人类无意识地产生某种双重标准：对于快速扩张的非本土的杂草野草类植物，我都形成了某种共识，“非本土的即是坏的”；而对于引进的园艺栽培品种，我们则以优秀舶来品对待。客观上也许是这样，因为多数杂草野草达满足了成为入侵的植物的标准；而园艺品种多需人为养护方可生长。但也有例外，相当一部分“入侵“物种，曾经是以优秀舶来品被人们所进口。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首先，我们有判定植物是否入侵的详细准则么？对于不同植物、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入侵现象，是否都相应不同的标准？我想，标准肯定是有了的，只不过不够完善，不够详尽，不可能面面俱到。事实上，很多“入侵”植物的判定都存在争议，因为非本土植物造成的生态现象极具复杂性，它关乎的不仅仅是一两种植物，而是生态群落乃至整个生态平衡。由于有限的认知，我们无法准确地评估非本土植物所产生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次，我们又该怎么界定本土和非本土呢？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地球环境尚在不断变化、植物群落尚在不断进化，对于地球历史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我们需要用一个时间来判定植物是否拥有本土性，那么应该是十年、一百年还是一千年呢？实际中，很多本土植物群落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很多我们以为的本土植物正处于濒危的状态。我们如何能将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自然区域变回到过去它最初的原始形态呢？那时，我们以为的本土植物才正处于植物群落中的主体地位。可是现如今的环境变化更加无据可循了，外来植物有意无意地频繁进出，我们又该如何准确地区分本土与非本土并定义入侵植物呢？对我而言，我很好奇，当人类的认知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当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发生改变，那我们对于外来植物的看法是否也会再一次发生改变呢？或许未来的入侵植物数据库写满了今日的舶来品，又或许入侵植物的概念会最终消失。

 
宾州州立的生物学教授Tomás Carlo，提出过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清除外来入侵植物会不会弊大于利，因为尽管这些植物近期才被引进，但事实上它们与本土植物建立了一种积极的关系？” 他和生物系的研究生Jason Gleditsch的团队致力于研究入侵挂果植物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且这些影响，相反于主流的入侵植物有害的观点，有时会对一个生态群落产生有利的结果。它们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州中部被称之为快乐谷地区来探索入侵的挂果植物与当地鸟类群体的关系。在这个地区，一种通常被认为入侵的挂果植物，honeysuckle金银花，生长十分丰富旺盛。实验比较了有种植金银花的区域和其他类似的但没有金银花生长的城市、农田和森林区域。研究表明，该地区鸟类的数量和物种多样性都与金银花的丰富程度呈正相关。不仅鸟类从中直接获利，其他本土植物也因金银花而获利。该地区另一种本土植物nightshades茄属植物，在密集种植了金银花的区域和没有金银花的区域分别种植作对比实验，结果显示有金银花的区域该茄属植物的摘果率相比另一区域高百分之三十，原因是鸟类什么果子都愿意吃，而金银花恰好吸引更多的鸟儿，它们也顺带摘取了茄属植物的果实。鸟类摘取果实之后，也顺带帮助了果实的传播，加速了植物的生长繁殖。金银花的快速生长，在该地区，特别是人类活动密集的景观中，帮助了食果鸟类数量增长了三至四倍，比如robins罗宾鸟和catbirds猫鹊。入侵植物、食果鸟类以及本土植物群落之间构成了一种积极的互利共生关系。显而易见，清理金银花会对本地生态体系带来消极的影响。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研究者Ignasi Bartomeus提供了另一个相似的案例，验证了本土植物也可以从入侵植物那获利。Opuntia stricata，一种仙人掌科植物和Carpobrotus affine acinaciformis，一种番杏科剑叶花属多肉植物，俩者皆是地中海生态系统中的入侵植物。它们具有艳丽的吸引眼球的花朵和丰富的花粉，相比本土植物，更能吸引传粉昆虫的到访。研究表明，它们在地中海植物花粉传递的生态网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Opuntia能够接收到约30.9%的昆虫，Carpobrotus约有43.4%的昆虫到访。调查中，有23种传粉昆虫为Carpobrotus传粉，Opuntia则是17种。但这俩植物对于本土植物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因为前者的23种传粉昆虫中没有一种昆虫只为单一植物传粉，而后者中存在如Xylocopa violacea木蜂这样的独家传粉者。Opuntia花有一种垄断者的姿态，吸引的大部分昆虫只为它传粉，相比Carpobrotus吸引了更多的传粉昆虫到该区域，这些昆虫同时也帮助了其他本土植物传粉。尽管，还不能非常确定入侵植物对本土植物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是否有利，但我们可以看到，本土植物和非本土植物之间的关系和竞争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入侵植物的确改变了当前自然系统中的生态结构，但其长期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依旧难以判断。


然而，有关入侵植物的讨论并不仅限于生物学、生态学本身，正如开篇所述，人们如何看待入侵植物，是一种基于时代主流价值观的选择。长久以来，外来植物的发展和人们对于外来植物的态度变化都与人类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Peter Del Tredici，美国植物学家及作家，曾在Arnold Arboretum阿诺德植物园工作35年之久并在哈佛大学设计院担任过讲师。他致力于研究城市中的植物生命，特别是一些自发生长的却不被人们喜爱的weed杂草植物。这些植物通常具有入侵性，但相比 “invasive入侵的” 这个词，他主张"spontaneous自发的"来形容这些植物，他认为这些不受欢迎的植物，在当代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他在《The Flora of the future未来的植物》（该文章收录于2014年哈弗大学设计学院出版的《Projective Ecologies》一书中），文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Most people treat the invasive plant issue as a biological problem, but the int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ost of these plants was the result of deliberate decisions by people that reflected specific goals relating to economic, ornamental, or conservation values of the day. If we fail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historical associations with people, we can’t fully understand their present ecological spread. To put it another way, the invasive species issue is as much a culture as an ecological problem.”

[很多人认为入侵植物是单纯的生物学问题，但大部分入侵植物的引进和分布是人类主观的决定所造成的，这些决策反映了人类在经济、观赏和资源保护的时代价值观。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入侵植物与人类相关的历史联系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很难完全理解这些植物的生态传播。换句话说，与其说是生态问题，入侵物种更是文化问题。]

Del Tredici将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植物群落分为三类，首先是the remnant native landscape残余的本土原生景观，主要由剩余的没有被城市化区域土壤的原生植物群落组成；然后是the managed, functional landscape受管理的功能性景观，需要人为中至高成本的维护，通常由栽培植物品种和加工过的土壤构成；第三种则是the ruderal or abandoned landscape杂草或被遗弃的景观，由自发生长的植物，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引进的，和相对较差的、被压实的不健康的土壤构成，通常出现在后工业区或后居住区的空地中和城市基础设施的边界处，它们的维护成本极低，被认为是可自给自足的生态群体。而这第三类的植物群落通常包含有入侵植物，作者则通过对城市生态的解读，诠释了这类植物群落产生的原因并肯定了它们在城市生态中的积极作用。
 

文章将“urbanization城市化”类比于地理学中的冰川活动，是一种能够将一切平整的力量，然后它褪去时，却留下了紧实的冰川堆积物基质；类似地从生态角度来解读“城市化”，在推土机推进城市建设的发展阶段，一切都被整平了，植物群落的发展处于被控制之中，而当推土机离去的后城市化时代，植物和种子却又慢慢地突破阻碍，在混凝土的夹缝中，自发地生长开来。在这过程中，第一类的本土原生植物群遭到严重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人为管理的功能性景观，而随着后城市化时代的到来，第三类的自发性植物景观随之涌现。研究表明，自发性植物群落的量和成熟度都与城市化水平有关，且与后城市化时代的经济发达程度呈反相关。城市生态的改变，城市地面的水泥化硬质化、住宅和带路密度、热岛效应引发的气候改变、土壤污染、土壤ph值变化等，都为这类多以入侵杂草为主的、适应性强的自发性植物群落提供了基础。例如，为防止冬天道路结冰而大量使用的化学盐致使高速公路旁的土地更加适合耐碱性土壤的植物生长，这也是为什么Mugwort艾蒿，能够成为美国东北地区废弃的空地盛行的非本土植物的原因之一。此外，大量新的城市独有特征的出现也为它们提供了空间，比如铁丝网围栏、废弃空地、中隔带、石墙、水泥裂缝、废弃基础设施、河流生态廊道、铁路廊道等。在波士顿， Mollugo verticillate棱粟米草“地毯草”能够在空调外机滴水处生存；Polygonum cuspidatum日本虎杖可以在人行道铺装的缝隙中开花。在哈特福特，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Ulmus Americana美国榆树完美地适应了铁丝网围栏生态。虽然难以置信，但也不得不承认生活中很多的绿色都由这些杂草们提供，而通常它们被认为是入侵植物。但无论入侵与否，这些自发生长的植物都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氧气制造和废气吸收、湿地中的养分吸收、硬质铺装中的热量消解、阻止水土流失、土壤和空气污染的修复、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为人类提供食物和药物等等。

 
除了这些杂草，人们似乎非常容易忘记，今天很多被贴上“入侵”标签的木本植物，在很多年前是被作为优秀的有价值的观赏植物被引进的。Rhus Typhina火炬树于五十年前由中国植物研究科学院引进至北京，并在黄河以北地区推广。火炬树自身快速的繁殖能力和耐贫瘠能力使其能够快速的适应生态急剧恶化的城市环境。在某种意义上，火炬树保护了土地和水资源，修复了破碎的城市生态，也是森林复原的重要树种之一。但其快速的扩张能力也深深地损害了当地的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对于火炬树是否是入侵植物的争议一直不断。1935年，Solidago canadensis加拿大的一枝黄花，因为花形色泽艳丽，被作为观赏植物和插画材料引入中国。而今天中国的南方乃至亚洲，加拿大的一枝黄花被公认为是入侵植物，由于其发达的根状茎和极强的适应性，不断快速地恶性生长，占领河滩、荒地、公路两旁、农田边、农村住宅四周等空间。同样在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Elaeagnus umbellata秋橄榄被引进，大量种植于高速公路两侧，它可以固定大气中的氮元素，促进自身生长并长出大量明亮的红色的可食的果实。但其突出的能力也导致大量鸟类前来采果并间接扩散了其种子的分布，影响了其他本土植物的生存，于是被列为了入侵植物。Ailanthus altissima臭椿，原产于亚洲，如今却在北美风靡。它在18世纪作为一种美丽的花园植物引进至美国，并于19世纪广泛用作行道树。类似于中国的火炬树，臭椿的耐盐碱能力以及强大的根蘖能力，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城市环境。但令生物学家头疼的是，臭椿会产生一种植物毒素，以影响、排斥其他植物的生长，入侵性极强，难以根除。植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也只能吸引一两种特定的昆虫，却排斥了其他的生物。与之相比美国本土的Oak橡树，则可以与500多种动植物产生积极的联系，而受到臭椿的影响，橡树的数量在减少。因此在生物学家眼里，臭椿是the Tree from hell地狱之树。但有趣的是，其属名Ailanthus在马来群岛安汶岛语中确是天国之树的意思，而臭椿的英文俗名其实是the Tree of heaven天堂树。在Betty Smith1943年出版的《A Tree Grows in Brooklyn布鲁克林有棵树》中， 臭椿被比喻为唯一一种能在水泥丛林里成长的大树，耐贫瘠、抗污染，这种在恶劣的贫民窟环境中努力茁壮生长的能力被用来鼓舞年轻人在逆境中成长、改变命运、实现梦想。该书的畅销，竟使得入侵物种天堂树臭椿以另一种方式融入了美国文化。由此可见，入侵问题也更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只有拨开了历史的种种，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其中各种事物的缘由。而这些所谓的入侵植物，被Del Tredici称为城市中的spontaneous自发生长的植物，从客观层面，它们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城市化而被破坏的本土植被原有的生态作用。

A Tree Grows in Brooklyn (novel) 1943, by Betty Smith.

布鲁克林有棵树（小说）

回归入侵生态的问题。本土性是生态保护主义者、管理养护者支持的重要的生态价值，尽可能的本土化有助于防止栖息地的流失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种植本土植物为主的植物群落并适当地去除入侵植物以保持生态环境的持续性是依旧有利的。但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本土性也只不过是当前或过去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主流价值观罢了。如果说强调“本土性”是为了保持某种平衡，那过分地清除非本土植物，是否也会带来另一种平衡的丧失？在现如今，全球气候生态剧变，植物有意识无意识的进出口如此频繁，在搞清楚入侵生态的真相前，我们已经在被迫地做选择了，是选择外来植物善意的一面，还是其消极的一面呢？是彻底铲除还是让它们顺其自然地存留？我们该如何选择？或许我们永远不会有绝对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又或许今天我们有的答案明天就会改变。

 
入侵植物带来的生态问题并非遵循单一规则，产生的影响极具复杂性。总结来说就是，地球的生态系统在不断地演化，而人类的出现，加快了这种变化的速率和不确定性，使原有的平衡趋于整体恶化的倾向。人类活动加快了植物在不同栖息地的转移，其速率远大于自然可以自我适应调整的速率，在这过程中，有的外来植物弥补了原有生态群落的空缺，但也有的植物一定程度上掠夺了本土植物的资源，从而造成了入侵问题。那么，又回到了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了？其实最简单直接的答案是，让人类回到过去，回归原始，或至少回到“Anthropocene人类世”地质时代开始之前的状态。没有了城市化便没有了城市入侵杂草的问题了；没有了对舶来品欲望，就没有了大量外来植物进出口的困扰。但我们知道，这是似乎是不可能的，就如同“我们明知道人类人口增长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但世界人口数量依旧在攀升”一样，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也正如Tomás Carlo所问，“我们应该这样问自己：关于一味地移除入侵植物，我们是在试图应对真正的威胁呢？还是仅仅是对我们的文化感知和科学偏见做出反应？”我也不禁问自己，入侵植物所引发的真正威胁是什么？归根结底是入侵植物所带来的生态系统瓦解、自然破坏将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挑战。换个自私的说法，如果一些物种的生与死最终与人类的命运无关，那我们又何必如此在乎呢。这里便谈及了另一个巨大话题，即“Anthropocene”概念，暂译为“人类世”，大致定义为“由于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的地质时代“，关于这个时代何时开始，暂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始于18世纪James Watt瓦特改良蒸汽机，有的则认为是人类农耕活动开始之际，或是20世纪原子弹诞生之日等等。这是谈论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时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处于“人类世”时期的我很难想象，如果不以人类为中心作参考，那么该如何去判断是非做出选择？举个极端的例子，在90%本土植物灭绝和人类发展停滞、骤减甚至消失之间你会选择什么？毫无疑问人类不会放弃自身的发展，因为这便是人类的本质也是人类作为生物的本能，自私贪婪地从自然、从其他生物汲取资源为自己所用、壮大自我。但现在我们被告知，如果超过50%地本土植物灭绝会导致环境恶化从而间接造成人类最终的灭亡，那么是否就有所顾忌了？这时，我们必须要有两全的对策去找寻一个折中点，而不再是无所顾忌地选择后者了。这逻辑的背后，默认了一种设定，即人类是一切事物的中心。没了这个坐标原点，一切都无从谈起。


当然对于入侵与被入侵植物本身或者地球生态系统而言，其实我们无需过于担心。因为我相信，孕育人类的大自然母亲会最总会得出自己的答案，生态环境自地球存在以来就不曾停止变化。毕竟，根据Charle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基本法则。任何一个物种都必须遵守丛林法则：适应或者灭绝。而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人类知识所限和价值观变化而所引起的有关“入侵”植物的困境也将被大自然本身所消解。在造物主眼中，人类也只不过是一个物种罢了。既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类也必须遵循自然选择这个法则，我们必须去适应这种变化，否则便会走向灭绝。所以，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如何解决入侵植物带来的对人类本身的挑战，而非如何处理入侵植物？我以为，我们人类不必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拯救所有的物种和栖息地或是拯救地球本身，但我们必须最终拯救人类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和谐共处将是一种全新的未来，而非回到过去。在上世纪入侵生态议题出现的同时，另一个概念“rewilding”（字面意为“再野生化”），也非常流行。当时在加拿大、俄罗斯和北欧等靠近北极圈的国家，出现了关于“Pleistocene Park更新世公园”的研究活动，探索着更新世时期的生态系统中，大型食草哺乳动物，如猛犸、犀牛、野牛、马、驯鹿、麝香牛、麋鹿、驼鹿、赛加羚羊、牦牛等，与grassland ecosystem牧草生态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虽然猛犸已经灭绝，但其他的食草哺乳动物还留存于世界各地。在rewilding概念下，研究人员们将这些留存的或是相似的同属动物引回曾经出现过Pleistocene-grassland ecosystem的地区，企图找寻过去的这种牧草生态系统。在New Yorker纽约客杂志，Elizabeth Kolbert撰写的《Recall of the Wild – The quest to engineer a world before human 回到荒野——对创造一个人类出现之前世界的任务》一文中，可以了解到，荷兰也在进行对于复原另一种Paleolithic ecosystem旧石器时代生态系统的研究，Oostvaardersplassen是项目之一。作者Elizabeth Kolbert访问了这个项目，并采访了相关工作人员，文章很长，讲了很多细节，但最重要的，从这句话“It is not to restore, it is to create. 不是复原，而是创造。”，我读出一个信息，即“rewilding”的内在含义发生了改变，由最初“单纯地回到过去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渐渐转变为“创造新的生态关系以回归自然”。这里再次引入Del Tredici文中的另一段话：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s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rests on the mistaken assumption that we can somehow bring back past ecosystems by removing invasive species and replanting native species. This overly simplistic view of the world ignores two basic tenets of modern ecology – that environmental stability is an illusion, and that an unpredictable future belongs to the best adapted.”

[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实践的生态修复的概念，基于的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我们总能够用某种方式，通过移除入侵物种和重新种植本地物种来恢复过去的生态系统。这种过于简单的观念忽视了现代生态学的两条基本原则 – 首先，生态环境的稳定是一种错觉；其次，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属于适应性最强的物种。]

为了能够适应不可知的未来，我们必须重新找到某种平衡性，一种即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又符合自然生态健康发展的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平衡。 而我以为，这种平衡不会绝对地强调本土性，也不会片面地谴责或赞扬外来植物，而是一种基于综合因素考量后的复合性最佳结果。

 
回想起小时候，在路旁，在田间、在废弃的工厂或是荒地，当看到加拿大一枝黄花时，爸妈便会有所警觉，认真做好记录，随后让园艺工人来处理清除。但在一个孩童的眼中，我珍爱它们作为充满活力的生命，在灰色城市中所带给我的那一簇簇明亮的黄色和绿色，就像日本摄影师珍惜镜头中日本11年灾难过后的这些黄花绿叶的生命一样，就像国王查尔斯二世喜爱菠萝，环境保护学家关心本土濒危植物一样，我们都只是在我们自身认知的范围呢，基于不同价值观念做出了选择罢了。那么我希望在未来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做最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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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goldenrod 加拿大一枝黄花
Untalkative Photographs – Scenes from Japan after the earthquake and the Tsunami 沉默的照片 – 地震和海啸过后的日本的景象
Credited to kazuhiro Chiba 摄影师
Japan, Miyagi-pref, Watari, Yamamoto, 2011.3.11 地点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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